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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夏丐尊先生




 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,候船返滬。剛才遷到,接得夏丐尊老師逝世的消息。記得三年前,我從遵義遷重慶,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。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后消息,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。這偶然的事,在我覺得很是蹊蹺。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,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;如今噩耗傳來,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后訓示。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。
 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,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。但料不到如此其速。八年違教,快要再見,而終于不得再見!真是天實為之,謂之何哉!
  猶憶二十六年秋,蘆溝橋事變之際,我從南京回杭州,中途在上海下車,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。先生滿面憂愁,說一句話,嘆一口氣。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,匆匆告別。我說:"夏先生再見。"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:"不曉得能不能再見!"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,站立在門口目送我。我回頭對他發笑。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,而我總是笑他多憂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后一面,果然這一別"不能再見了"!
  后來我扶老攜幼,倉皇出奔,輾轉長沙、桂林、宜山、遵義、重慶各地。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。初年還常通信。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后,我就不敢寫信給他,免得使他受累。勝利一到,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。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,我很高興。字是精神的象征,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。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,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,使我不能早歸;終于在勝利后八個半月的今日,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,也可說是"抱恨終天"的事!
  夏先生之死,使"文壇少了一位老將","青年失了一位導師",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,用不著我再講,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。
  夏先生與李叔同先生(弘一法師),具有同樣的才調,同樣的胸懷。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尚,一位是居士而已。
  猶憶三十余年前,我當學生的時候,李先生教我們圖畫、音樂,夏先生教我們國文。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。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,故能引人入勝。夏先生常說:"李先生教圖畫、音樂,學生對圖畫、音樂,看得比國文、數學等更重。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。因為他教圖畫、音樂,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、音樂;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,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,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……這好比一尊佛像,有后光,故能令人敬仰。"這話也可說是"夫子自道"。夏先生初任舍監,后來教國文。但他也是博學多能,只除不弄音樂以外,其他詩文、繪畫(鑒賞)、金石、書法、理學、佛典,以至外國文、科學等,他都懂得。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,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。
  他當舍監的時候,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,叫夏木瓜。但這并非惡意,卻是好心。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,率直開導,不用敷衍、欺蒙、壓迫等手段。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,看見他的頭大而圓,就給他起這個諢名。但后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,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。凡學生有所請愿,大家都說:"同夏木瓜講,這才成功。"他聽到請愿,也許暗嗚叱咤咤地罵你一頓;但如果你的請愿合乎情理,他就當作自己的請愿,而替你設法了。
  他教國文的時候,正是"五四"將近。我們做慣了"太王留別父老書"、"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"之類的文題之后,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"自述"。而且說:"不準講空話,要老實寫。"有一位同學,寫他父親客死他鄉,他"星夜匍伏奔喪"。夏先生苦笑著問他:"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?"引得大家發笑,那位同學臉孔緋紅。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,贊隱遁,說要"樂琴書以消憂,撫孤松而盤桓"。夏先生厲聲問他:"你為什么來考師范學校?"弄得那人無言可對;這樣的教法,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。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,不發牢騷,就不高雅。竟有人說:"他自己不會做古文(其實做得很好),所以不許學生做。"但這樣的人,畢竟是少數。多數學生,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、大膽的革命主張,覺得驚奇與折服,好似長夢猛醒,恍悟今是昨非。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。
  李先生做教師,以身作則,不多講話,使學生衷心感動,自然誠服。譬如上課,他一定先到教室,黑板上應寫的,都先寫好(用另一黑板遮住,用到的時候推開來)。然后端坐在講臺上等學生到齊。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,他舉目對你一看,但說:"下次再還。"有時他沒有說,學生吃了他一眼,自己請求下次再還。他話很少,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。但學生非常怕他,敬愛他。夏先生則不然,毫無矜持,有話直說。學生便嬉皮笑臉,同他親近。偶然走過校庭,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,他也要管:"為啥同狗為難!"放假日子,學生出門,夏先生看見了便喊:"早些回來,勿可吃酒啊!"學生笑著連說:"不吃,不吃!"趕快走路。走得遠了,夏先生還要大喊:"銅鈿少用些!"學生一方面笑他,一方面實在感激他,敬愛他。
 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,完全不同。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,則完全相同。這兩位導師,如同父母一樣。李先生的是"爸爸的教育",夏先生的是"媽媽的教育"。夏先生后來翻譯的"愛的教育",風行國內,深入人心,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。這不是偶然的事。
  我師范畢業后,就赴日本。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,當教師,當編輯。我遭母喪后辭職閑居,直至逃難。但其間與書店關系仍多,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。故自我離開夏先生的緣帳,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,二十年間,常與夏先生接近,不斷地受他的教誨。其時李先生已經做了和尚,芒鞋破體,云游四方,和夏先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。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師,不過所導的范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。
  李先生不是"走投無路,遁入空門"的,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。他是真正做和尚,他是痛感于眾生疾苦而"行大丈夫事"的。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,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懷的;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。只因種種塵緣的牽阻,使夏先生沒有勇氣行大丈夫事。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,由此發生。
 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,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。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、不安、不真、不善、不美的狀態,都要皺眉,嘆氣。他不但憂自家,又憂友,憂校,優店,憂國,憂世。朋友中有人生病了,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;有人失業了,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;有人吵架了,有人吃醉了,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,小孩子跌跤了……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。學校的問題,公司的問題,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,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,真心地擔憂。國家的事,世界的事,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的,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,真心地憂愁,皺眉,嘆氣。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,對夏先生凡事都要講得樂觀些,有時竟瞞過他,免得使他增憂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。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;他只能憂傷終老。在"人世"這個大學校里,這二位導師所施的仍是"爸爸的教育"與"媽媽的教育"。
  朋友的太太生產,小孩子跌跤等事,都要夏先生擔憂。那么,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,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解的憂愁!憂能傷人,夏先生之死,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,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!
 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,寫完之后總要想:"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說。"因為我的寫文,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。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,我又本能地想:"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說。"兩行熱淚,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。
1946年5月1日于重慶客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