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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的逃難




  那年日本軍在廣西南寧登陸,向北攻陷賓陽。浙江大學正在賓陽附近的宜山,學生、教師扶老攜幼,倉皇向貴州逃命。道路崎嶇,交通阻塞。大家吃盡千辛萬苦,才到得安全地帶。我正是其中之一人,帶了從一歲到七十二歲的眷屬十人,和行李十余件,好容易來到遵義。看見比我早到的浙大同事某君,他幽默地說:"聽說你這次逃難很是'藝術的'?"我不禁失笑,因為我這次逃難,的確受藝術的幫忙。
  那時我還在浙江大學任教。因為宜山每天兩次警報,不勝奔命之苦。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余里外的思恩縣的學生家里。自己和十六歲以上的兒女四人(三女一男)住在宜山;我是為了教課,兒女是為了讀書。敵兵在南寧登陸之后,宜山的人,大家憂心悄悄,計劃逃難。然因學校當局未有決議,大家莫知所適從。我每天逃兩個警報,吃一頓酒,遷延度日。現在回想,真是糊里糊涂!
  不久賓陽淪陷了!宜山空氣極度緊張。汽車大敲竹杠。"大難臨頭各自飛",不管學校如何,大家各自設法向貴州逃。我家分兩處,呼應不靈,如之奈何!幸有一位朋友,代我及其他兩家合雇一輛汽車,竹杠敲得不重,一千二百元(一九三九年的)送到都勻。言定經過離此九十里的德勝站時停一停,讓我的老弱六人上車。一方面打長途電話到思恩,叫他們整理行物,在德勝站等候我們的汽車。豈知到了開車的那一天,大家一早來到約定地點,而汽車杏無影蹤。等到上午,車還是不來,卻掛了一個預報球!行李盡在路旁,逃也不好,不逃也不好,大家捏兩把汗。幸而警報不來;但汽車也不來!直到下午,始知被騙。丟了定洋一百塊錢,站了一天公路。這一天真是狼狽之極!
  找旅館住了一夜。第二日我決定辦法:叫兒女四人分別攜帶輕便行李,各自去找車子,以都勻為目的地。誰先到目的地,就在車站及郵局門口貼個字條。說明住處,以便相會。這樣,化整為零,較為輕便了。我惦記著在德勝站路旁候我汽車的老弱六人,想找短路汽車先到德勝。找了一個朝晨,找不到。卻來了一個警報,我便向德勝的公路上走。息下腳來,已經走了數里。我向來車招手,他們都不睬,管自開過。一看表還只八點鐘,我想,求人不如求己,我決定徒步四十五里到懷遠站,然后再找車子到德勝。拔腳邁進,果然走到了懷遠。
  懷遠我曾到過,是很熱鬧的一個鎮。但這一天很奇怪:我走上長街,店門都關,不見人影。正在納罕,猛憶"豈非在警報中?"連忙逃出長街,一口氣走了三四里路,看見公路旁村下有人賣團子,方才息足。一問,才知道是緊急警報!看表,是下午一點鐘。問問吃團子的兩個兵,知道此去德勝,還有四十里,他們是要步行赴德勝的。我打聽得汽車滑竿都無希望,便再下一個決心,繼續步行。我吃了一碗團子,用毛巾填在一只鞋子底里,又脫下頭上的毛線帽子來,填在另一只鞋子底里。一個兵送我一根繩,我用繩將鞋和腳扎住,使不脫落。然后跟了這兩個兵,再上長途。我準擬在這一天走九十里路,打破我平生走路的記錄。路上和兩個兵閑談,知道前面某處常有盜匪路劫。我身上有鈔票八百余元(一九三九年的),擔起心來。我把八百元整數票子從袋里摸出,用破紙裹好,握在手里。倘遇盜匪,可把鈔票拋在草里,過后再回來找。幸而不曾遇見盜匪,天黑,居然走到了德勝。到區公所一問,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,住在某伙鋪里。我找到伙鋪,相見互相驚訝,談話不盡。此時我兩足酸痛,動彈不得。伙鋪老板原是熟識的,為我沽酒煮菜。我坐在被窩里,一邊飲酒,一邊談話,感到特殊的愉快。顛沛流離的生活,也有其溫暖的一面。
  次日得宜山友人電話,知道我的兒女四人中,三人已于當日找到車子出發。啊!原來在我步行九十里的途中,他們三人就在我身旁駛過的車子里,早已疾行先長者而去了!我這里有七十二歲的老岳母、我的老姐、老妻、十一歲的男孩、十歲的女孩,以及一歲多的嬰孩,外加十余件行李。這些人物,如何運往貴州呢?到車站問問,失望而回。又次日。又到車站,見一車中有浙大學生。蒙他們幫忙,將我老姐及一男孩帶走,但不能帶行李。于是留在德勝的,還有老小五人,和行李十余件,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,找車愈加困難。而戰事日益逼近,警報每天兩次。我的頭發便是在這種時光不知不覺地變白的!
  在德勝空住了數天,決定坐滑竿,雇挑夫,到河池,再覓汽車。這早上來了十二名廣西苦力。四乘滑竿,四個腳夫。把人連物,一齊扛走,迤邐而西,曉行夜宿,三天才到河池。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風。舊小說中所寫的關山行旅之狀,如今更能理解了。
  河池地方很繁盛,旅館也很漂亮。我賃居某旅館,樓上一室,鏡臺、痰盂、茶具、蚊帳,一切俱全,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館。老板是讀書人,知道我的"大名",招待得很客氣;但問起向貴州的汽車,'他只有搖頭。我起個大早,破曉就到車站去找車子,但見倉皇、擁擠、混亂之狀,不可向邇,廢然而返。第二天又破曉到車站,我手里拿了一大束鈔票而找司機。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鈔票,抱歉地說,人滿了,搭不上了!有的問我有幾個人,我說人三個,行李八件(其實是五個,十二件),他好像嚇了一跳,掉頭就走。如是者凡數次。我頹唐地回旅館。站在窗前悵望,南國的冬日,驕陽艷艷,青天漫漫,而予懷渺渺,后事茫茫,這一群老幼,流落道旁,如何是好呢?傳聞敵將先攻河池,包圍宜山;柳州。又傳聞河池日內將有太空襲。這晴明的日子,正是標準的空襲天氣。一有警報,我們這位七十二歲的老太太怎樣逃呢?萬一突然打到河池來,那更不堪設想了!
  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好幾天,前途似乎已經絕望。旅館老板安慰我說:"先生還是暫時不走,在這里休息一下,等時局稍定再說。"我說:"你真是一片好心!但是,萬一打到這里來,我人地生疏,如之奈何?"他說:"我有家在山中,可請先生同去避亂。"我說:"你真是義士!我多蒙照拂了。但流亡之人,何以為報呢?"他說:"若得先生到鄉,趁避亂之暇,寫些書畫,給我子孫世代寶藏,我便受賜不淺了!"在這樣交談之下,我們便成了朋友。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板入山;二三分還想覓車向都勻走。
  次日,老板拿出一副大紅閃金紙對聯來,要我寫字。說:"老父今年七十,蟄居山中。做兒女的糊口四方,不能奉觴上壽,欲乞名家寫聯一副,托人帶去,聊表寸草之心,可使蓬蓽生輝!"我滿口答允。就到樓下客廳中寫對。墨早磨好,濃淡恰到好處,我提筆就寫。普通慶壽的八言聯,文句也不值得記述了。那閃金紙是不吸水的,墨瀋堆積,歷久不干。門外馬路邊太陽光作金黃色。他的管帳提議:抬出門外去曬,老板反對,說怕被人踏損了。管帳說:"我坐著看管!"就由茶房幫同,把墨跡淋漓的一副大紅對聯抬了出去。我寫字時,暫時忘懷了逃難。這時候又帶了一顆沉重的心,上樓去休息,豈知一線生機,就在這里發現。
  老板親自上樓來,說有一位趙先生要見我。我想下樓,一位穿皮上衣的壯年男女已經走上樓來了。他握住我的手,連稱"久仰","難得"。我聽他的口音,是無錫、常州之類。鄉音入耳,分外可親。就請他在樓上客間里坐談。他是此地汽車加油站的站長,來的不久。適才路過旅館,看見門口曬著紅對子,是我寫的,而墨跡未干,料想我一定在旅館內,便來訪問。我向他訴說了來由和苦衷,他慷慨地說:"我有辦法。也是先生運道太好:明天正有一輛運汽油的車子開都勻。尚有空地,讓先生運走。"我說:"那么你自己呢?"他說:"我另有辦法。況且戰事尚未十分逼近,我是要到最后才走的。"講完了,他起身就走,說晚上再同司機來看我。
  我好比暗中忽見燈光,驚喜之下,幾乎雀躍起來。但一剎那間,我又消沉,頹唐,以至于絕望。因為過去種種憂患傷害了我的神經,使它由過敏而變成衰弱。我對人事都懷疑。這江蘇人與我萍水相逢,他的話豈可盡信?況在找車難于上青天的今日,我豈敢盼望這種僥幸!他的話多分是不負責的。我沒有把這話告訴我的家人,免得她們空歡喜。
  豈知這天晚上,趙君果然帶了司機來了。問明人數,點明行李,叮囑司機之后,他拿出一卷紙來,要我作畫。我就在燈光之下,替他畫了一幅墨畫。這件事我很樂愿,同時又很苦痛。趙君慷慨樂助。救我一家出險,我寫一幅畫送他留個永念,是很樂愿的。但在作畫這件事說,我一向歡喜自動,興到落筆,毫無外力強迫,為作畫而作畫,這才是藝術品,如果為了敷衍應酬,為了交換條件,為了某種目的或作用而作畫,我的手就不自然,覺得畫出來的筆筆沒有意味,我這個人也毫無意味。但在那時,也只得勉強破例,在昏昏燈火下用惡劣的紙筆作畫。次日一早,趙君親來送行,汽車順利地開走。下午,我們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,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都勻。汽車站壁上貼著我的老姐及兒女們的住址,他們都已先到了。全家十一人,在離散了十六天之后,在安全地帶重行團聚,老幼俱各無恙。我們找到了他們的時候,大家笑得合不攏嘴來。正是"人世難逢開口笑,茅臺須飲兩干杯!"這晚上十一人在中華飯店聚餐,我飲茅臺酒大醉。
  一個普通平民,要在戰事緊張的區域內舒泰地運出老幼五人和十余件行李,確是難得的事。我全靠一副對聯的因緣,居然得到了這權利。當時朋友們夸飾為美談。這就是某君所謂"藝術的逃難"。但當時那副對聯倘不拿出去曬,趙君無由和我相見,我就無法得到這權利,我這逃難就得另換一種情狀。也許更好;但也許更壞;死在鐵蹄下,轉乎溝壑……都是可能的事。人真是可憐的動物!極微細的一個"緣",例如曬對聯,可以左右你的命運,操縱你的生死。而這些"緣"都是天造地設,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。寒山子詩云:"碌碌群漢子,萬事由天公。"人生的最高境界,只有宗教。所以我的逃難,與其說是"藝術的",不如說是"宗教的"。人的一切生活,都可說是"宗教的"。
  趙君名正民,最近還和我通信。
1946年4月29日于重慶